刚刚在北京落下帷幕的第七届亚欧首脑蜂会(ASEM)不仅以其成立以来最大的会议规模吸引了全球惊讶的目光,而且更因其在金融海啸疯狂肆虐的非常背景中果断调整讨论主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既向人们展示了亚欧国家联手抵御金融危机的信心,同时也为全球范围内展开更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合作构造了较为厚实的精神和政策铺垫。
金融危机成为首要议题
承载着政治对话、经贸合作、社会文化交流等三大重要职能的亚欧首脑会议被寄予了太多的诉求,在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向全球传递和渗透并且愈演愈烈的前提下,这一亚欧首脑之间最大的论坛快速改变了设定已久的主题———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治理推到了会议的最主要和最核心的位置上来。
对于金融危机严重性的深刻认识是ASEM转换讨论主题的关键所在。金融危机爆发不仅引致了对亚欧国家虚拟经济的深度伤害,而且其实体经济所遭受的负面影响也日渐显露出来。
在欧洲,欧元区第二季度投资和出口双双下降,导致当季经济收缩0.2%,为欧元诞生以来首次负增长;无独有偶,英国第三季GDP增长率为负0.5%,为1992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英国也正式成为第一个经济陷入衰退的发达国家。在亚洲,日本汽车业总销售量今年9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6.6%,降至17年来的最低水平;韩国上半年的出口增长率由两位数跌为个位数并预计下半年进一步下降至2.1%;印度软件外包业急剧收缩21%等。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亚欧国家并不是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但其庞大的经济身躯却对阻击金融危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亚欧会议现有45个成员,其GDP总量占世界的一半,人口和贸易额分别占世界的58%和6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亚欧会议成员如果能够跨区域联手遏制金融危机,其“规模效应”将给充满寒意的世界金融市场带来全新的希望。
不仅如此,ASEM存在着稳定金融前景方面的巨大动能。仅以持有美国国债为例,截至今年8月,日本对美国国债持有量达5859亿美元,中国为5410亿美元,英国为3074亿美美元,三者合计持有美国国债量占据国外投资者持有总量的80.7%。如果中、日、英三国能够在美国国债问题上采取坚定而积极的态度,不仅可以强化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而且可以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形成有力的支持。
谋求最大程度的金融合作
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资源跨区域配置的背景下,任何一国试图逃逸于金融危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与此相适应,抵御和遏制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任一国家的经济力量都是微不足道,加强反危机过程的金融合作已经成为全球诸国的一致性选择。正如亚欧首脑蜂会通过的《声明》指出:“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加强协调合作,综合运用有效可行的经济和金融手段以恢复市场信心和稳定全球金融市场”。
应当承认,亚欧首脑会议之前无论是西方八国首脑会议还是20国集团峰会等都已就应对金融危机达成了一定的合作框架,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与欧美等联合抗击金融危机的式微效果相比,亚欧国家的金融合作更具有务实性和成功的可能,这种判断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欧国家的合作有着成功的“示范效应”。10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决定设立总额为8000万美元亚欧信托基金,以帮助亚洲国家恢复金融稳定并消除危机对社会的影响。10年后的今天,面对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如果亚欧再度联手,其出拳力度丝毫不会亚于从前。
第二,亚欧国家的合作有着宽实的“聚拢效应”。亚欧关系是典型的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南北关系,两大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或经济对抗,同时亚欧首脑会议之下建立了部长级对话和各种民间研讨会等多层次对话机制。
第三,亚欧国家金融合作可以彰显出“规模效应”。目前,欧洲地区以欧盟为标志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市场日见端倪;与此同时,以10+3、APEC等为内容的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长足进步。区域经济合作程度的增强,可以迅速形成合作抵抗金融危机的“规模效应”,同时也非常有利于双方的便利沟通,从而大大降低合作成本。
第四,欧洲国家存在着与亚洲国家合作的“压力效应”。为了取得拯救华尔街金融机构和国内经济的必要资金,美国势必会不断向流动性充分和外汇储备充足的中国等亚洲国家频抛“绣球”,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如果不主动寻求与亚洲的联合,等于失去了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压力的外部支持力量,基于此,欧洲国家推进与亚洲国家反危机进一步合作的力度不会减弱。
当然,亚欧之间的金融合作并不是没有龃龉和障碍。一个非常显著的例证就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日前在欧洲议会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抛出了“欧盟成员国应考虑成立各自的主权基金,以购买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性企业的股票,避免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流落他国之手”的观点,因此,欧洲与亚洲在反危机中开展金融合作的前提应当是欧洲国家必须放弃其一贯秉承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像自身区域内开放市场那样对亚洲国家敞开真诚的胸怀。
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以批判性眼光剖析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现有的弊端并提出构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亚欧首脑会议的战略性看点。
全面地分析,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构造与建设包含着三个主要层面的问题:
其一,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长期以来,在国际金融秩序中,亚洲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如中国和印度加起来有20多亿人口,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还不如仅有2700万人口的比利时和卢森堡。亚洲国家理应和欧盟国家一样,在新秩序中获得更大、与自身实力和贡献更相匹配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其二,货币政策体系。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得主克鲁格曼的“永恒的三角形”理论,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流动性等三个政策目标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在克鲁格曼看来,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而牺牲了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则选择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并放弃了“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然而,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丧失无形之中巩固和夯实了美元的霸主地位,而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虽然坚守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大门,但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导致了本国中央银行大量的本币对冲和庞大外汇储备产生的相应贬值压力,其汇率稳定的目标日益受到了挑战。因此,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中各国合理而稳定的货币政策体系,必须抛弃唯美元是尊的格局,扶植欧元、日元甚至亚元等新型货币的成长。
其三,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机构的贪婪以及政府监管的缺位乃引爆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者的问责和约束及跨区域监管将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话题。
中国扮演着非常角色驱使中国在拯救全球金融与经济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美国和欧盟共同的愿景,特别是对欧洲国家而言,由于与中国较为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对中国的期盼要远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
首先,中欧经济关系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粘合度。欧盟已经跃居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中国也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3561亿美元。无论是在欧盟还是中国看来,金融危机导致任何一方受损都会产生唇亡齿寒的结果。
其次,中国具备一定的帮扶欧洲国家的现实能力。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94万亿美元,国内流动性十分充足;与此同时,通过10+3、APEC机制,中国实际上在亚洲国家处于领头羊的位置。基于此,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最近频繁地向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发出积极信号,以图为伦敦金融城和法兰克福金融中心“输血”。
第三,中国金融与经济的健康生态在欧盟面前创造了良好的前景预期。在亚洲,中国是受到次贷危机冲击最小的国家,目前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10%左右,特别是由于支撑中国银行体系的是存款,而非资本市场,中国银行业基本可以绝缘于全球信贷危机之外。虽然房地产贷款也出现了不良的征兆,但其份额只占银行总贷款额的7%,根本不可能对银行业形成深度冲击。
不过,要想理顺中国对欧的合作与救援通道,欧盟应当转换和确立三种思维:
第一,规避贸易保护。随着中欧双方合作向深度拓展,一些竞争性问题开始突出,欧盟经常对中国设障添堵。如时至今日,欧洲仍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就在日前,欧盟延长了对中国出口鞋类的反倾销关税,而据WTO发布的一项调查,欧盟今年以来针对中国共发起了6起反倾销调查,已经超过了2007年全年的总和。这种干扰型贸易生态势必影响到中欧金融合作的力度。
第二,摈弃政治杂音。在欧洲,以英国《金融时报》为首,将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因归结为中国等顺差国“过度储蓄”所助长的超低利率、从而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无法长期维持“金融创新行为和借贷消费”的声音甚嚣尘上,其必然从负面影响中欧金融合作的热情和空间。
第三,降低对中国的期望值。虽然中国具备了一定的援助欧洲金融和经济的能力,但金融危机也对其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冲击,如出口锐减,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资本市场起伏动荡等。对此,中国必须拿出较大的财力和物力来刺激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从而势必对其对外援助能力构成“挤出效应”。实际上,只要中国构造出经济成长的新动力,欧洲和全球经济就必然会获得更有效的支撑和支持。(作者张锐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信息来源:http://ibdaily.mofcom.gov.cn/show.asp?id=100004734